■胡延巨
我出生在诸暨一个僻远的山村一一赵家镇上京村。再进去六七里，就属绍兴界了。上京村虽然偏远，可它是个大村子，有上千户人家。公社化时有27个生产队，有上、中、下三个很大的祠堂。上京完小就办在上祠堂里。
当年的上京完小有六个班。一个年级一个班。低年级每个班有三十多个孩子，高级班人数少一点，很多家庭因家境贫寒，又缺少劳动力，十几岁的孩子就要跟大人干农活了。我毕业时，六年级班里才七个同学。
1946年秋季，我九岁了，上小学。大哥带我去报名，当年的汝茂校长与我哥是好友，他俩商量之后，让我把“年巨”改名为“延巨”，还让我拜了孔子。这两件事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，老师们大都是从大城市回乡来的。陈干正校长刚从台湾回来，胡延年老师从南京回来，亦萍、汝茂、仲芳老师从上?；乩?，光瑾老师最年轻，刚从师范毕业。他们一个个见多识广，能力很强，有几个可能还是画家。记得仲芳、祖跃老师都画得很有水平。我还清楚地记得赵祖跃老师在校冂口很大的屏风上画了一幅油画“醒狮图”，一只高大威武的雄狮站立在地球的东方，昂首长吼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新中国就像这只雄狮，从此站起来了。我从小喜欢画画，后来成了省美术特级老师，可能与这几位画家老师的启蒙有很大的关系?；褂心昵崞恋呐鲜φ韵榍洌此?，教我们自然课。她从家里带来海带、紫菜、珊瑚和放大镜、显微镜，让我们这些“乡里佬”大开眼界，我们都很喜欢她的自然课。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全校师生沉浸在一片喜庆中。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擎着红灯笼，挥舞着彩色的纸旗，唱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”到枫桥镇参加庆祝大游行。
记得我们全校师生还胸佩白花，唱着哀歌，参加在剿匪战斗中英勇献身的解放军烈士的追悼会。两位农会主席被土匪杀害后，我们也集会哀悼他们。
最让我难忘的是村里的文宣队。胡亦萍老师既会唱戏，又擅长编导，由他牵头，组织了一个村文宣队。我们几个高年级的男女学生，是文宣队的骨干。老师带我们排了许多节目，有戏剧、话剧、活报剧、哑剧、双簧、相声，还有三句半。文宣队还有一支挺不错的乐队，他们中有几个师傅也是从杭州、上?；叵缋吹?，水平很高。每当逢年过节，就在村里大祠堂里演出，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出动了，把整个大祠堂挤得水泄不通。我们不仅在本村演出，邻近五六个村都邀我们去演出过。我扮演过花旦、老旦、武生。后来我姐和两个妹妹也参加了村文宣队。我妈是个很开眀的老太，她始终很支持我们参加文宣队的活动。在我参加工作之后，成了省特级教师，还当了很多年的工会主席，但总会兼个宣传委员，这与小时候的启蒙有很大的关系。
印象很深的还有件事：每个学期，老师都会组织我们出几期校刊，就是让我们把优秀的作文抄到统一的格子纸上，再由老师配上插画，还请美术老师画张报头，图文并茂，引人注目。?？话阏盘谘Ｗ钚涯康淖呃壬希蟠蠹だ宋颐堑男醋魅惹?。长大后，当我也为人之师，常常组织学生出这样的?？馐切⊙感８业谋缶椤?/div>
老师还常常组织我们为村里出大型的墙报，张贴在最热闹的路口。这对我们是极好的培养和锻炼。记得有一期是画刘胡兰，一共有二十多幅，我画了其中三幅。从此刘胡兰的英雄形象和毛主席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的题词牢牢铭刻在我心中。
那时只要是夏天，中饭后午睡一小时是雷打不动的，只需一个值日老师在校园里巡视，学生都很自觉地趴在桌上午睡。午睡以后一个小时的书法练习也是必修课。高年级的学生除了完成自己每天一张的书法作业外，还要求负责手把手辅导一两个低年级的小弟妹。每天写一张毛笔字，然后语文老师一对一当面批阅作业。好的字打上红圈圈，特别好的，还有两个红圈呢。我以后上金华一中和金华师范，都未接触过书法学习，现在这点水平，是小学老师教的。
学校比较重视劳动教育。把校内天井改造成菜圃、花园，让我们在那里栽花种菜?；乖谛Ｔ昂竺妫倭艘豢檠┗?，我们叫它“小农场”。老师带领我们种些黄豆、番薯、花生之类便于管理的农作物。我虽然十三岁就远离农村，一些基本农活都会，这当然得益于小学里的劳动课。
还记得有一年，在赵家镇的大操场上，举行过一次全区小学生团体操比赛。赛前老师指导我们每个同学做了两个用各色纸花扎成的花环，因此我们的表演就成了独具一格的美丽“花环操”。最精彩的是最后，一声哨响，全体卧倒，操场上出现了由花环和人体组成的“上京之光”四个大字，引来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喝釆声。我们荣获了区小学生团体操比赛最优奖。
每天早上有晨会，全校师生集中在天井里，听值日老师做讲评。老师讲得很有意思。记得有一位老师鼓励我们要从小打好扎实的基础，不要做“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”，也不要像“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”的书呆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年小学老师的教诲，我还记忆犹新。
我大哥1945年就参加了金萧支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金华军分区工作，转业后在浙江省委党校任教。他很关心我，为我订了一份上海出版的《新少年报》，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。每一期报纸一到，全班同学争相阅读，就连老师也来借去看。
当年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：上京完小还办过妇女扫盲班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，大多数妇女都是文盲。当时有个口号：贫下中农，不仅要在政治上、经济上翻身，文化上也要翻身。于是每到中饭以后，我们小学生午睡了，许多年轻的妇女来到学校里，上扫盲班学文化。
每天放晚学时的晚会，也挺有意思。全校师生集中在天井里，分上半村、下半村和中间三个方向排好队。各路都有带头的“路长”。晚会开始，先由值日老师讲评，接着唱“放学歌”:
功课完毕，要回家去，
老师同学暂分手，
老师们，再见?。ㄈ逖蚶鲜π芯瞎瘢?/div>
同学们，再见?。付友喽远⑿芯瞎瘢?/div>
到明天，我们再相见！
唱完放学歌，各路学生在路长带领下有序地走出学校。谁走到家门附近，就离开队伍。人越来越少，队伍越来越短。最后只剩我一个，因为我住在村子的最南端——下台门。
最后，特别要讲的是，上京完小的教学质量是很好的，它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。就我所知，当年与我一起考入金华一中和金华二中的有六人（何仲金、胡福全、陈仲明、胡仲法、胡芸芬），后来考上西安航空航天大学的有两人（胡绍良、王幼娟），考上萧山师范两人（胡芸芬、胡仲堂），考上北京气象学院的一人（胡校训），考上巨州化工学院的一人（胡仲金），考上浙江医科大学一人（胡秀园），考上浙江农林学院一人（胡仲法），陈海清考上了杭大等等，还有一个考上浙江师范大学的，这仅仅是与我同辈的几个例子，还有不少是我不知道的。他们年龄比我大，或者比我小的，我就说不出来了。一个山村小学，培养出这么多人才，这真是不简単的事。
如今，我已是八十五岁的退休老教师，但家乡的上京完小，还让我记忆犹新。我深深地怀念小学母校，感恩小学母校的老师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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